文/杨国英

更讲信用的国人，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注脚。

近日，在国内多个城市，支付宝围绕“66信用日”、发起了一个基于“无人货柜”的社会信用实验，实验统计了借出物品被自觉、按时归还的情况，而结果显示，相比四年前由芝麻信用发起的类似实验中62%的守信率，这一次表现较差的城市，按时归还率也达到了95%。

从四年前的62%到当下的95%，上述社会实验中国人守信率的提升，幅度可谓惊人。在宏观意义上，这样的巨幅提升作为信用社会的缩影，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信用文化的日趋健全，另一方面，信用文化的基础是信用机制，在个人这个最微小而广泛的信用“颗粒”上，信用机制的健全明显离不开支付宝这样的信用经济平台的商业化创新驱动。

如果从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出发，信用建设其实并非空中楼阁，国人守信率大幅提升背后，实际上是个人信用正在变得更“值钱”——当一国经济从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所谓的“信用货币”就会出现，这个时候，信用开始体现出可以量化的经济价值，换言之，守信，可以成为一种个人“财富”，而失信，则要付出必要的经济成本。

个人信用在过去4年变得“值钱”、体现出可以量化的经济价值，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背靠庞大的商业生态、广泛的交易场景和人群，支付宝在2015年推出了芝麻信用，用户凭借信用分免押金骑自行车、租车、住店，这种信用活动的流行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意味着在我国，信用开始历史性地取代押金、成为“信用货币”，对各种交易的介入快速深入。

事实上，在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追溯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历史，一开始这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其发展的轨迹，也始终与优化信用机制紧密相关。比如在移动支付领域，如今已经普及到路边摊的支付宝，当年就是为了解决陌生人之间线上交易时的信任问题诞生的，而支付宝的诞生，直接引发了之后电子商务的持续井喷，在这个过程中推出的资金被盗赔付、小微企业和商家纯信用贷款，都在不断强化着信用的经济价值。到今天，信用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电商交易，在各种场景下的个人消费、小微融资等领域落地，基于支付宝平台的个人信用机制，开始体现出助力国家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公共价值和属性。

在变信用为“财富”、推动信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支付宝的优势是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相比一般金融机构，支付宝作为信用经济平台的代表，其所覆盖的商业场景、行业领域、人群范围，决定了从信用数据到应用实践，个人信用的经济价值可以最大化地实现；其次，相比政府主导的信用体系建设，平台经济不缺少公共属性，而商业化手段加持之下的信用建设，则明显是更加高效的，在这个意义上，支付宝实际上是政府发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最好抓手。

需要格外强调的，是技术之于信用定价、彻底解决融资难问题的长远意义。作为现代信用社会的两块基石，数据和技术紧密相关，技术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用数据给信用定价，决定了融资难问题能否彻底解决。在这方面，支付宝申请技术专利超过了亚马逊和脸书，每三个专利中有一个和建立信任机制相关。相应的，长期存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年来在政策推动、数据+技术的思维下已经明显有所改观，而相比各类商业银行对小微融资的发力，网商银行这类互联网银行在放款对象、资金额度的细粒度上，时效性和违约率上，都体现出了技术在信用定价及效率、风控上的优势。

让信用变“值钱”，不仅是经济观上的转变，也是社会信用文化、国人信用自信提升的体现，这一点，已经被支付宝4年之间的两次社会实验所证明。之于信用体系的建设而言，我国并不缺少一家金融机构，支付宝作为信用经济平台的意义在于，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因此有了一个标杆和抓手。